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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制度應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相適應

——訪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黨委書記彭宗超

中國經濟新聞網 2019-11-12 15:37:23

  解讀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4)
  
  本報記者  張一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站在新的起點上,如何在改革中加快創新,進一步完善國家治理,十九屆四中全會將主題確定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黨委書記彭宗超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認為,考慮到當前和未來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變化及趨勢,十九屆四中全會專門就國家治理現代化作出總體的戰略部署是恰逢其時和非常必要的,國家公共政策的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中重要的內容之一,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及社會的關系,并提升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的透明度。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您如何看待十九屆四中全會透露出來的信息?
  
  彭宗超:這次會議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歷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在系統梳理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13項顯著優勢基礎上,明確提出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三步走戰略:2021年建黨100周年時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2035年基本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2050年全面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專門聚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制度建設的全方位和系統性推進,進行“十三項堅持和完善”的戰略部署,這對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繁榮富強意義重大。
  
  中國經濟時報:為什么要在此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彭宗超:十九大報告中早就已經明確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本世紀中葉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兩步走戰略,其中也要求兩個階段中從基本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到全面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目前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進入到高質量增長階段,國際國內形勢的復雜性加大,自然特別需要高度重視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在各項改革措施不斷向縱深推進的過程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進程和中國經濟社會未來可持續發展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因此,四中全會專門就國家治理現代化作出總體的戰略部署是恰逢其時和非常必要的。
  
  國家治理現代化中重要的內容之一是國家公共政策的現代化。四中全會決定要求“健全決策機制,加強重大決策的調查研究、科學論證、風險評估,強化決策執行、評估、監督”。
  
  長期以來,我們的公共政策在制定和執行及向下傳導過程中盡管有很多優勢,但確實也存在一些問題,要么層層減碼,要么層層加碼。一般而言,因為政策設計過程不透明,缺乏地方和相關利益主體的參與,有關決策涉及利益沖突時,在執行過程中就會出現層層減碼;還有一些政策與特定事件的爆發有關,在特定突發事件廣受關注的巨大壓力影響下則容易出現層層加碼。從長期看,我們不能總是出現非正常的層層減碼或層層加碼問題,要靠各級政府不斷改進公共政策體制、機制等制度問題,逐步提升治理水平,推動相關主體良性互動,這就特別需要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國經濟時報: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著手于哪些工作?
  
  彭宗超: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很多工作要做,四中全會關于“十三項堅持和完善”涉及很多方面,與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3項顯著優勢一脈相承。我這里主要從公共政策角度談談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及社會的關系、如何提升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的透明度等。
  
  一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及社會的關系。四中全會決定要求“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應區分不同領域和行業,采取不同的介入方式,對于涉及到社會公眾利益的基本社會保障,比如醫療保障,政府要在民眾的基本醫療和大病醫療上加大投入。而對于市場化競爭充分的領域,政府要減少直接干預,主要從事監管規則的制定和執行。
  
  四中全會決定還明確指出:“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社會治理有效的領域政府通常可以少介入,但社會治理難度大的領域政府則必須主導且要積極推動社會各方切實解決問題。
  
  二是制定政策過程要考慮透明度的問題。四中全會決定要求“堅持權責透明,推動用權公開,完善黨務、政務、司法和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建立權力運行可查詢、可追溯的反饋機制”。中國加入WTO后各項政策的透明度有所提高,但不同領域仍有所差別。要考慮到政策在向下傳導過程中,若上級制度設計過程不透明,缺乏地方和相關利益主體的參與,就不能充分顧及到地方和相關權益方的利益,容易出現執行當中的中梗阻現象。因此,中國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應不斷提升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的透明度和利益主體參與度。
  
  中國經濟時報:您如何看待當前的各項改革進展,如何在改革過程中確定政策的優先序?
  
  彭宗超:評價改革的目標主要有:公平、效率、自由、安全等。從單一的目標看,大的改革中有效率,在小的改革中可能無效,但可能奠定大改革中有效率的基礎。在識別改革的優先序時,要有問題導向,而不是結果導向,在問題上看是公平還是效率的問題更突出,根據問題決定目標排序。此外,把某一個目標設定為第一目標選項時,不能完全偏向該目標,還要兼顧其他目標,否則會導致各種政策偏頗問題。
  
  中國以往的改革既有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的,現階段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要鼓勵地方創新自身的政策。如果之前的政策是自上而下,現在要更加強調自下而上的改革,要給基層和地方改革創新的空間,在考核指標上,既要明確有沒有嚴格執行上級改革要求,也要明確是否真正結合本地實際,有創新性地執行和嘗試。
  
  中國經濟時報:公共政策影響廣而遠,您認為,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應當如何推進政策協同?
  
  彭宗超:在專業性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要有系統分析,在考慮政策上,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要有系統考量,要強調目標協同、過程協同和手段協同。一些政策涉及到各部門的協同,考核的目標要強調分工和協同,這種協同分為自發性、組織化、制度性協同。要打破部門之間的九龍治水問題,首先要建立部門間的正常的協同機制,比如抄報、信息分享機制。而公開、透明的政策共享機制和部門聯動機制將非常有利于促成各個部門之間的政策協同。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中國經濟新聞網 作者:張一鳴 編輯: 曹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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